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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隆基讨论中国不应再用国民性一词了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0:05:52 阅读: 来源:黎明液压滤芯厂家

孙隆基:讨论中国 不应再用“国民性”一词了

[这是理想化的人类心灵会通(也算是大同世界吧!),后现代化却有另一面,是你说你的、我说我的。现在,台湾与大陆口中的“中国现代史”乃如平行宇宙一般,各讲各的,各重各的]  孙隆基教授,生于重庆,在两岸三地求学,后赴北美,成为著名历史学家,以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等著作享誉学界,在历史心理学等领域研究造诣极深。新世纪以来,他的视角已渐从中国文化、中美文化对比等领域转向世界史。不过专访中,我们仍然向他讨教了一些与中国本身密切相关的问题。

学术研究时如平行宇宙  第一财经日报:你评述过舒衡哲、张灏、林毓生、李泽厚等人的民国研究,大体上,中国学者强调“时势”,美国汉学家则强调“个人抉择”。不知有没有能结合这两者的作品呢?  孙隆基:你指的是《历史学家的经线: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》一文,我写作该文具有时代性,针对美国的心理传记学在中国史研究中之反映。美国史家认为人格成长必须消解内心互相冲动的欲求、越过一次又一次“认同危机”的关卡,才能形成自我、面对世界。列文森甚至将整个“儒教中国”都变成了一个人格,面对“现代化”则成了它的“认同危机”。  在三位华人史家笔下,不论国家还是个人,都是社会力和“客观的”历史形势塑造的,个人的“抉择”是在“形势比人强”的情形下作出的,即使有“个人”层次,作抉择也是在他的意识状态中发生的,不见有非意识的作用。话语中如出现冲突的欲求,反被林毓生说成是“犯了逻辑谬误”!因此,华人史家的叙事缺乏“个体化”的纵深:个人只有社会眼中的“我”、历史笔下的“我”,以及自我意识状态知觉到的“我”。  华人学者中有试图应用心理史学的,如杜维明与Erikson在哈佛授课年间写成的王阳明传记便是。杜氏在其博士论文中暗示王阳明确立自我的认同、否定朱熹乃“杀父情结”,但用此说描绘儒家社会洋味过重,在将博士论文修改成书时就删掉了。由此公式之机械化可看出:当年美国心理史学营造“个体化纵深度”的方法是用了“冲突式人格模型”(conflictmodelofpersonality),说穿了,是新弗洛伊德派的“党八股”。在它背后该是基督教的“私人得救”信念:个人必须凭自由意志选择自我得救的道路——世俗化的现代版即克服难关建立自我认同。  日报:ErikErikson的《甘地的真理》中译本已引进大陆出版,读者对这一类“内观”式的研究似乎还不太习惯,而另一方面,历史学家高华逝世后,对他的关注和争议持续不断。同样是根据史料揣摩一个历史人物的心理,Erikson写的甘地十分复杂,而高华写的毛泽东似乎是一个目的明确、做人的原则和性格都一直没有变化的人。不知你对此有何评价?  孙隆基:台湾的“中国现代史”与大陆的“中国现代史”基本上是两个平行宇宙。让我们先跨越这个海峡,方能论贵报所问:如何凭“此世的经验”穿越到一个过去时代中去。  《甘地的真理》是心理史学老祖宗ErikErikson的力作,Erikson把他的生命周期的心理成长阶段论应用到甘地身上了,把这位圣雄化为一堆内心冲突的丛集:他为其心理中内在化但又彼此冲突的父母意象所困、他必须在性欲冲动与崇高的自我理想之间谋求一个解决、他亦必须调和自身的施虐与被虐倾向——后两词毫无变态的含义,乃是美国文化中“主宰”与“被动”的同义词。作为领袖甘地必具主宰性,但Erikson却注意到甘地有“母性”的一面。问题在于,将“主宰”与“被动”性别化,且是Erikson那个时代美国性别观的刻板印象,把这个框框套在印度或者中国头上,是否适用?  日报:既然我们都无法不带着此世的经验去看待各种历史,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法,通过别人的著述深入到一个过去的时代的精神本质之中?  孙隆基:此乃大哉问,我尽可能深入浅出。19世纪的唯心唯物之争,唯物主义应用在史学上即实证态度,认为让史料自己说话即能恢复历史的原貌,批判这种自然科学化的谬误者是克罗齐一派的唯心论,认为历史的研究对象是人,而非物,历史学家乃凭自己的心灵“重演”历史人物的心理。  20世纪的符号学转向将这两个梦想都化为泡影:任何认知皆经符号的中介,认知对象乃我们话语中之物,处在话语以外者,理论上固然还是该物,按定义已成不可“说”,话语中的认知对象只是“原件”的一个版本。待苏联的文化批判家巴赫金提出他的对话学可应用于“理解”人文学科,乃因为人是可以对话的、死的物是不能对话的,其“理解”一个对象乃是使其更“丰富”而非更“贫瘠”的原理——“丰富”肯定不是“复原”。任何历史事件的后续效应之涟漪仍在荡漾,其时代意义亦会不断翻新。我们作为认知者自身即浸泡此长流中,我们的后人将不断“丰富”此研究对象。  在这里,如果对相对主义疑虑的阴魂仍在萦绕,则可参考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》中的一段话:“绝对真理只有在无限时间中才能达到。”但恩格斯的命题仍然是唯物论,纵使是辩证的唯物论。用现代的意义去诠释过去的意义指的是历史诠释学,不妨将其改写为:对历史的理解将在历代无穷无尽的讨论中更趋丰富。  这是理想化的人类心灵会通(也算是大同世界吧!),后现代化却有另一面,是你说你的、我说我的:妇女只研究妇女史、黑人只研究黑人史、同性恋只研究同性恋史。现在,台湾与大陆口中的“中国现代史”乃如平行宇宙一般,各讲各的,各重各的,就可以由此来理解。  中国人那种情感构造  心理天花板较低矮  日报:总体来看,传统观念的壁垒似乎仍未出现明显的动摇,你所说的强调个体对自己的全面掌握这类美式个人主义,在中国似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代际冲突。对此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吗?  孙隆基:在“较传统”的权威主义时代,代际冲突还不太浮出表面,今日越来越多,却不一定是美式个人主义,也有画虎不成的可能,演变成另一种情感依赖形态也说不定。我看到的情形有三十岁的大男人在“重演”美国青少年的“反叛”,别人是成长必经阶段,中国人则在到了传统时代男大当婚阶段仍自我矮化成小孩、向双亲发狠,作为确立“自我”之方式。在北美留学生的第二代与父母分离,也有入乡随俗、当作是一场毕业离校典礼、好合好散。  日报:你说过中国人普遍有一定程度的抑郁。最近几年,对于抑郁自杀的新闻人们非常熟悉,这种“无明显理由而死”的普遍现象,会怎样改变中国人的观念和认知世界的方式?  孙隆基:我是说,中国人那种情感构造,其心理天花板较低矮,如发生在美国人身上,就变成“抑郁”,在中国人身上乃是“常态”。一名中国的留学生可以于周末仍呆在宿舍中读书,美国人则必须外出寻欢、参加派对、上酒吧、喧哗、起舞,如果女孩子在周末无人约会,会感到自己缺乏吸引力而沮丧。华侨第二代在美国成长的,习惯往往与第一代截然不同,儿子早上一起床还没刷牙漱口,就将房中音响的摇滚乐开响,对老子是震荡了心理宁静的池水。北美的习俗是:青少年阶段必定有性生活,否则有损心理健康,这方面中国人似乎已较前开放,但还未制度化为一个人生阶段(青春)的基调。  日报:时隔这么多年,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里所剖析的国民性格,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?我们说到“国民性”通常都是消极的,如奴性、颂圣、缺乏公德、公私不分等等……如今的美国人,对中国人的印象又如何,你可否谈谈?  孙隆基:我的著作避免用落伍的“国民性”一词。句子是随时创新的,文法规则并非不可变,变了就是另一种语言了。如今大家都不敢用“国民性”一词,盖那是19~20世纪之交种族主义思维的产品。今日美国人不敢碰这个议题,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因人而异,但中国人在民主、法治、公德与守法等方面还未赶上国际标准,却是有目共睹,但那是落后性而非国民性。  日报:如果要对之前的国民性格论述做新的修正,你会从哪些方面入手?  孙隆基:如此的文化工程学不是个人可胜任的,也不光只是一个文化改造问题,乃牵涉到许多社会、经济、政治制度、思想习惯的问题。最根本的是两千多年的历史包袱。我在讲授罗马史时尝说:罗马帝国是一个背负沉重的共和制包袱的帝国,今日中国何尝不是一个背负沉重帝制包袱的共和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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